[27]法律诠释学可以弥补这一无法取消的空隙，但在现代法学中，法律诠释学的作用微不足道，这是现代法学的不能避免的污点。
给老人、小孩、孕妇和残疾人让座，各扫门前雪，爱护花草树木，不随地吐痰，不随处扔垃圾，见面说您好，分手说再见等，都成为值得社会大力提倡和表彰之举。[41] ——森林法：1997年对江西、福建和云南三省的检查显示，乱占滥用林地现象严重，1996年江西征用的林地，有50％左右未经林业部门审核，福建和云南约为30％。
特别是贫富差距由1978年的2．7倍扩大至1996年的5．8倍。间或，埃利希又使用民间法（Volksrecht）来指代它。当然，人们完全可以假定民间法有效，但需大量的、普遍的而不仅是个案的实证证明。[24] ——行业规章中诸如学徒不拿工钱、传男不传女、传媳妇不传女儿、限制学徒数量、限制竞争、技术封锁和垄断等规定。历史上曾地位显赫，现今虽有所复活，但总体上呈颓势。
三种视角下的法的有效性，在理论上对应着民间法、自然法和国家法，但在经验层面上，各类法并非仅是国家法的实际效果均不佳。——经济合同法：1996年在受检查的全国49万多个企业的850万份经济合同中，到期未履行的达28万份，违约合同10804份，解除合同91944份，也就是，近5％的经济合同违反经济合同法。具体而言，法哲学的问题表现为什么呢？库苏拉迪以从哈特对交通工具概念的逻辑分析出发，指出法哲学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思想的概念化。
在这组讨论中，中西学者的交流非常成功。在法律的定义中，实在的维度在权威性颁布和社会实效性这些因素中表现出来，理想的维度表达在道德正确性这一要素中。但经济社会权利，是每个公民生存的基础。在生命政治学这一专题下，学者们意图展开与福柯和阿甘本的对话来反省生命政治的概念以及它在现时代的含义。
（三）法治理论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和谐与法治，因此在专题会议中，法治理论也成为理所当然的热门议题。最后，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从传统的比较法向共同法转变，法官的行为也是对其他国家法官同行之间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其对案件的裁判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东亚的多元法律文化主要是由中日韩三国学者组成的专题会议。如果说世界性法律与普世性有冲突，那么，司法干预，以及其他规制权威的介入，就可以帮助世界性返回到共同世界。其次，法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识别更多的政治意志，需要作为一个跨国的行动者行动起来表达其主张。有代表还专门研究了区域立法合作的特征与内涵，并指出区域立法合作的目的是为消弭省际间的立法冲突，以法制协调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展示此规范有别于其他具有同样目的及理由之规范的独特之处。此外，这一组的讨论内容还包括了：法和经济学、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 、部门法哲学研究以及中国军队的现代法治理论等等。第三类则是元规范（meta-norms），即关于规范的规范。来自英国埃克赛特大学的凯瑞·麦克奥里夫教授探讨了欧盟法院的多语言法律系统的产生，并考察了这种语言上的混合性质是否实际上能出台一个统一的欧盟法律体系。
此外，来自中国台湾的张嘉尹教授则对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其次，理由缺位会导致认识不足。
具体言之，给出理由的必要性在于：首先，理由促进一致性应以区域性人权观为起点，让文化多样性发挥更大作用，主张人的平等。
但经济社会权利，是每个公民生存的基础。儒家的天下精神提供了超越这种狭隘性的重要理论资源，能够为文化多样性提供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视野。（九）宪法与法治 分题会议中的最后一个题目是宪法和法治。两个学派有同一信念，即人能通过自己的谋划解决面临的问题。在让上帝息声的发言中，科蒂尼奥教授认为西方规范系统和规范秩序是建立在一种政治团体成员共同支持的道德框架内的善好理念，西方规范制度的背后仍然是上帝的声音在支撑。最后，杜教授强调，不能将儒家注重的和谐混同于统一，世界大同这个理想不能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统一性或同一性，而应该在团结这个意义上理解为质上有差异的统一性。
如果在法律体系中找不到这些理由，那么对这些理由所导致的决定的评价与批评就无从进行。从这一组的讨论中不难发现这样两点：一是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已逐渐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并形成了有效的学术合力，权衡理论即为有力的例证。
不同利益间的和谐是否存在，当出现冲突时应如何选择、如何补偿牺牲者，诸多问题都是法律改革应当首先回答的。在泷川裕英教授主持并主要由日本学者参与的此组讨论中，与会代表一方面就为什么要研究守法义务的基础以及研究守法义务理论的进路展开了讨论，另一方面也集中探讨了了连带责任与政治义务、自治原则与守法义务以及法律义务与政治义务之间的区别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此外，留达·考科诺瓦特教授在批评目前国际社会只强调人权而缺乏有关人类责任的讨论之基础上，提出了关系责任的概念，并认为关系责任的概念把社会性和相互关联的必要维度带入了当前的思考，然而却没有放弃有关尊重第一代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肯定性要素。阿列克西区分了制度化的两个方面：实质方面与程序方面。
随后又扼要的阐明了其他几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 一，规范评价的问题。2）如何保证立法的合宪性。（三）法哲学经典命题重述 一提到法哲学的经典命题，当然少不了自然法学与法实证主义的理论之争，这一组的讨论也主要以此为知识背景而展开。此外，有的学者还对在俄罗斯法律哲学上有特殊地位的圣彼得堡法哲学学派进行了介绍，有的学者则对20世纪的俄罗斯法学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二）杜维明：文化多样性、文化间对话与和谐：一种儒家视角 在大会发言中，汉语文化圈的著名学者杜维明教授针对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不可调和的悖论，以一种儒家思想的视角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有中国的学者专门论述了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对无道的谴责和对道的诉求以及对非暴力行为方式的赞赏，与公民不服从的许多要求相契合，从而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公民不服从行为将会获得相当的认同。
由居里·卢利尔教授主持的全球法律研究这一小组虽然讨论内容广泛，但主旨非常明确。来自58个国家的800多名代表与会，其中中国代表300多名。
基于此，他总结了三种理想类型，即国家、世界性和普世性。3)如何处理网络对话中的身份确认问题。
2)鉴于不同国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对人权对话应采取何种态度。经济与人权具有融合特性，但以发展经济的方式发展人权事业需要征得受援国的同意。在生命政治学这一专题下，学者们意图展开与福柯和阿甘本的对话来反省生命政治的概念以及它在现时代的含义。这一小组讨论涉及到效率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化保障、对后代的正义以及全球责任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
以俄罗斯科学院的弗拉基米尔·格拉夫斯基教授为代表的很多俄罗斯学者表达了这样一种希望和意愿，即订立具有公平、自由和公正因素的法律规则。无疑，生命伦理的问题今后将成为法哲学关注的中心。
就实质方面而言，一方面，阿列克西设定了法律的最外边界，提出了包容性非实证主义的命题，从而解决了在边界上实在性与正确性的相互对抗。第四位学者对法治、德治以及现代法律的危机进行了通盘考虑。
再次，哈耶克强调内部规则的主张已经凸显出了其不足的一面，因此强调内外部规则相互的互补性是一种新方法。最后，通过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
